老百姓談分配很簡單,直接劍指兩極分化,把老板的利潤分了就齊活了。
【資料圖】
這完全可以理解,我自己都想逮個富人平均一下。
最不能理解的還是專家談分配,網上差不多所有網紅專家都提出過財政發(fā)錢。這是在談宏觀經濟學?出發(fā)點很人民,只是政策不太會接受。美國可以,中國有點為難,因為中國不是一個消費型的經濟體;能帶起中國經濟的消費也只能是大消費,這就是房地產,而房地產一半的銷量是靠富人的投資型消費,經濟不好,拼命刺激房地產剛需消費,只能是本末倒置。
別指望財政發(fā)消費券
分配的確是中國經濟的核心問題。但是,問題的解決,別指望財政發(fā)消費券。
任澤平一直鼓勵生育,提出過一個給二胎發(fā)放二萬億元的方案,一年二千億,連續(xù)發(fā)十年.這個數字對中國來說實屬小菜一碟;結果還是被平臺禁言了兩周;北大國發(fā)院的姚洋更上一層樓,提出全國一個人發(fā)二千元,以特別國債的形式發(fā)消費券,債務由各地方背,通過經濟增長逐步消化;很精致的方案,但是,要靠兩千元的個人消費解決需求不足,這賬真不知道是怎么算的;談得最好的還是清華的李稻葵,他的概念是經濟學的,發(fā)十萬億用于消費,可以疊加出三倍的流動性,其中相當一部分會以稅收的形式,又回到了財政的口袋,這算的是生意人的賬。
但是,我不認為這是經濟學家干的事。
中國是一個低收入群體高達十三億人口的大國,要發(fā)多少才能刺激起消費?美利堅是消費型經濟,發(fā)錢是很直接的刺激經濟增長的手段,疫情期間發(fā)放了3萬億美金,接近一人一萬美金,同比例中國要發(fā)14萬億美金,接近100萬億人民幣,這個量級太大了,美元可以收割全世界的韭菜,中國去收割誰?中國現在是一個家家負債的大國,居民總負債超200萬億,人均1·4.7萬,發(fā)的錢還不夠修復負債表。
中國經濟現在的主要問題是什么?
是需求不足,需求不足的另一面是生產過剩。過去中國受益于WTO,產能通過外貿這只后備箱釋放出去了;俄烏沖突后,給中國提了個醒,地區(qū)沖突很可能引起西方強國的制裁,于是,提出了雙循環(huán)的的應對措施,實際上,是在打造一個隨時可以從市場獨立出來的戰(zhàn)時經濟體,而且要能打一場持久戰(zhàn)。
這是一個難以兩全的假設,要建立一個可以封閉的自循環(huán)系統(tǒng),只能是準計劃經濟;這與已經進入全球化的當下,在運行機制上是沖突的,必然形成一個二元結構。一方面是國企為主導的壟斷,通過“一業(yè)一企,一企一業(yè)”對主要市場進行一個控盤的格式化處理,于是,賦予了國企的非市場化地位,是體制性的強化。另一方面,投資的拉動傳導不到支持了85%以上就業(yè)的民企,當然也傳導不到老百姓,這就是結構性矛盾。
這會是一個什么結果?
現在已經看得很清楚了,是民企的退潮。因為資源分配不平衡,行政權代替了市場的無形之手。
以貸款為例,市場的利率是5%,中小微企業(yè)還未必拿得到;國企卻可以凌駕于市場,拿到1.8%,這就是非市場化行為,競爭不再平等,球賽也就結束了。當然,非中性原則,非市場化行為不僅僅體現于金融,而是所有方面。這個市場不再是一個有效市場,民營企業(yè)喪失了信心,喪失的不僅僅是政策信心、法制信心、也是對戰(zhàn)時經濟框架下的市場競爭的信心,大資本不再投入,并出現了大量的“走資”,總量已經高達3萬億美元。
二元經濟結構定義了民企的命運,在一個非市場化的環(huán)境中,民企實際上被格式化了,在自己的范圍內一切正常,只是少了些發(fā)展的沖動,如籠子里的雉鳥,“神雖王,不善也”(《莊子養(yǎng).生主》)。
民營的衰退,大批企業(yè)在破產,所有企業(yè)都在裁員降薪,青年失業(yè)率三創(chuàng)新高,國家統(tǒng)計局干脆停止公布了,而老百姓失去了對就業(yè)與收入增長的預期,消費也趨于保守和低消費。這就決定了當前經濟的主要矛盾為需求不足。
難下的決心
當我們說,中國經濟的問題說到底是分配問題時,不僅僅是指在資源的占有上出現了不平衡,也表現于收入分配上的不平衡,在一個經濟下行的周期中,財政對兩頭的擠占突顯了出來。
民企衰退的一個重要的成因是稅收,2016年營改增后,民企的利潤開始受到擠占,企業(yè)實際的納稅額被剝開了里子與面子的差異,實繳稅大比例增加,名目也越來越多,在經濟形勢上升期,企業(yè)的感受還不那么強烈,疫情之后,幾十年的老底子吃的干干凈凈。所以,現在你給什么政策,也意義不大了。因為已經沒有了底氣。
企業(yè)負債率過高,利潤率一降再降,今年上半年,企業(yè)利潤又下滑了22.4%,這種局面下談信心太奢侈了。
所以,中國問題的解決,要從分配上下決心,這是利益的選擇,怎一個難字了得?但是,我們還有更好的選擇嗎?
在資源的分配上打破所有制界線,不管國際環(huán)境多么復雜,中國不可能長期進入一種戰(zhàn)場經濟狀態(tài),這不利于經濟發(fā)展,不利于競爭;在收入分配上,財政當減少對兩頭擠占,其稅收水平及對老百姓二次分配的社會保障體制,都應該向世界的中位數靠近。
這很難嗎?
太難了,因為體制成本是最難降下來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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